但是在美国07危机爆发前，美元虽然升值，可欧元却一直在贬值，为什么欧洲也会随美国同步爆发危机呢？2015~2016年是中国资产泡沫兴起最显著的两年，可正是在这两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8·1%。
最后，作者呼吁，中国的经济学者应更多地关注中国本土的经济现象和发展逻辑，建立与我国经济总量相匹配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如果把政府的内外债务余额再加上国有银行居民储蓄，这是相当大的数据，构成了我们国家总体负债率的分子部分，这个是相当有意义的，可以琢磨一下。
编者按本文来自于IMI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在首届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年会上所作的题为金融资源跨时配置与大国崛起的演讲。金融资源跨时配置应该讲它的核心是债，但是我们国家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负债率是偏低的。所以我们老说金融经济重要的是重农抑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是重税轻债，这是主要的。项目的性质决定了银行体系的选择，为什么一般的商业银行在中国的渐进改革过程当中不适用，那是因为在经济起飞过程当中我们所有面临的项目不一样的。国有银行体系是中国金融资源跨时配置的金融制度支柱，所以从上面的这个结论可以推得，要谨慎推进国有银行市场化体系的改革与国际接轨。
但是这个金融资源跨时机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在中国特定的改革条件下，政府负债率两种方式，一种是财政方式，一种是金融方式。一直到1942年我们中国才有第一间商业银行，那时候中国才走出M0困境，走向了M1、M2的境地，这是两个非常大的通货紧缩结出的果实，值得深思。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很多国家需要对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进行救助，一些国家因此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为此呼吁加强对避税天堂的监管。
可见，一国应该对开放债券市场持谨慎的态度，要确保有一定的宏观审慎措施，要考虑是否允许出现货币错配，以及允许出现多大程度的错配，如果错配问题比较严重就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针对债券市场可能存在的货币错配和外债过重问题，以及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交易问题，我们可以实行额外的监管措施，特别是可以用宏观审慎的有关政策予以管理。加强监测是强调要切实掌握资本流动的信息，至于是否管控、如何管控则可视情况决定，比如对短期投机性资本可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所以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开放型经济，实际上在概念上确立了一种新的经济改革发展思路。
为什么有的国家没达到标准却提前宣布达到，而有的国家对此却非常谨慎呢？这是因为各国国情不一样。有人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从西方学来的，或者是迎合西方要求的，不符合我国国情，实施起来很可能弊大于利，因此不太赞同推动这项工作。
人民银行不太主张用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提法，但外界已经用得很普遍了。目前，国际上并没有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权威定义。人民币国际化与可兑换 近年来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是人民币在贸易投资项下的跨境使用。比如，俄罗斯2012年才加入WTO，比我国晚了十年，但2006年就已宣布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
至于这个程度的大小，则没有明确规定。可见，资本项目可兑换确实没有明确的标准。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我国历来是持欢迎态度的。国际上，大多数的小型开放经济体都已宣布本币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其中确有不少国家的开放程度相当高，其货币可兑换程度也比较高，但除瑞士法郎外，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不是国际货币，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经济体量太小。
应该说，在危机时期，应对危机是工作重心，同时还要从危机中总结、汲取经验教训，重新推敲某些观点。在国际监管中，反恐融资和反洗钱这两项都是统一放在反洗钱框架下的。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各国真正比较警惕的是债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也没有标准规定如果这些领域没有放开，该国货币就不是可自由兑换的。
开放型经济与可兑换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推进对外开放，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但当时没有提开放型经济这一说法。所以有些政策一旦决定实施，就会涉及很多项。这实际上是走向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更加有力地在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机遇，更好地与全球共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4我国离目标并不很遥远 从国际实践看，资本项目可兑换很少做到百分之百的自由兑换，而是大量活动的兑换是自由，少量的还有管理。可兑换与资本流动 资本流动管制方面，资本可自由流动与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是有区别的。尽管如此，人民币可兑换和汇率改革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对各种利益关系做出调整。
瑞士法郎对美元的汇率过去一直是1.2:1左右的水平，后来一度有所上升但波动不大，但2011年美元贬值后，瑞士法郎快速升值，最高时达0.8:1，对瑞士经济造成了明显冲击。因此，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全面解除对资本流动的各项管制，资本跨境流入、流出就应百分之百地自由，不再有管制。当时泰国还实行固定汇率制，一旦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要么外汇储备枯竭，要么汇率守不住，总会出现问题。
显然，外汇也有一个市场配置的问题。这些项目是从技术角度来分项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对照单，但每个项目的重要程度有大有小，这张表对重要性未做区分。
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涉及多项具体政策调整，完成这些调整将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基础性作用，会给多项实体经济活动，特别是贸易、投资、金融交易、旅游、收购兼并等提供更大的便利，这符合十八大所提出的方向和任务。有些领域可能并不是可以非常明显地判断为利大弊小，甚至推动的过程中可能还要付出一些代价，但还是要予以推动。是否存在四位一体？ 正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讨论中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需要审视的问题是，建设开放型经济与人民币可兑换问题有没有关系，或者说，是否可以在长期不推动人民币可兑换的情况下也能建成开放型经济？世界上有没有这种先例？ 不妨回顾一下开放型经济和封闭型经济说法的来源。
相比较而言，IMF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只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框架，没有规定一套一旦接受后就可以宣布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款。在农村就是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按照前面的追本溯源，开放型经济这一提法是有其定义的。1996年12月，我国正式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2货币可兑换的重要意义 资源配置与可兑换 首先，资本项目可兑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密切联系。但在实际管理中，有时难以做到一对一的区分。
泰国国内机构需要用泰铢（Baht），但在国内借不到，于是就借外债，借到美元后换成泰铢在国内使用，期满时也要还美元。也就是说，要按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来实现外汇的供求平衡。推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现有规定并没有明确要求须把一些特别复杂的、比较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向国际资本放开。对此，我们一直强调，外汇储备可以用，但前提是不能搞二次结汇。
2009年、2010年G20对此经过反复讨论后就管理避税天堂达成协议。拉丁美洲曾是这一模式的代表。
在这些方面，可以参照国际上的做法加强管控。泰国的教训是，债券市场放开容易引起诸如币种错配等宏观不审慎问题，应给予高度关注。
这是因为，改革价格体制会引起一系列的利益调整，还会造成通货膨胀。回顾改革过程不难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过去传统的集中型中央计划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在模式转变中会产生一些争议、摩擦，需要在思路上做出比较大的转换。
